藝術環境與社會環境──覆鄭進發先生

藝術環境與社會環境──覆鄭進發先生

旅居德國的鄭進發先生於《當代》五月號發表〈德國的「藝術家保險」與「職業藝術家聯盟」〉，這是針對筆者去年所發表的〈華山藝術特（權）區的省思〉的回應，沒想到如此低調的文章（在台中，隔兩週刊一短篇，共三篇），幾個月後竟另有發展，實在是始料未及。

筆者目前擔任公職（美術館），實不宜發表任何可能開罪藝術界及上級單位的文章，但做為整個社會大眾的一份子（不只是藝術家），應可提出不同觀點以提供另外一種思考。「華山」事件在一片叫好聲中，只有筆者提出一些反對意見，難道有不同想法就是「到處潑冷水」，

，就可以扣上「台灣的自由亂象，可以荒謬到如此」的帽子，只要高舉藝術大纛，就得人人閉口嗎？難道台灣連這點自由都不允許嗎？

德國與台灣

鄭先生指出德國政府多麼重視藝術，而台灣大多數的藝術家是自生自滅的，這樣的狀況下，怎麼可以不熱烈支持藝術家而卻唱反調呢？台灣「……大多數藝術家，其實是屬於弱勢族群，和其他的弱勢團體相去不遠。藝術家在健保的分類上屬於第六類，就是一個證明，對大多數的台灣藝術家而言，因為國家沒有一點基本的保障，也沒有特權……真要認真專業藝術起來，先要練就『餐風飲露』的絕技；外來的鄙視，包括家族內的另眼看待，更須冷淡待之。台灣的家長大多只會阻止他們的孩子成為藝術家……」。至於德國，「平均每月可以淨得五五0馬克（合約台幣一萬元）的藝術家，便有資格申請入保……保費是七百元……從這個『藝術家保險』，可以看出德國政府協助藝術從事專業創作的努力。」

德國和台灣的確不同，所以也該有不同的標準，如同人口密度低而綠蔽率高的國家，可以把雕塑當做景觀藝術，但若把同樣的作品放在擁擠的台灣，可能就會把雕塑變成景觀垃圾，德國能，我們不一定要比照辦理，何況，台灣的藝術環境並沒有那麼惡劣。

健保第六類乃指無雇主者之保類，每個月需繳五七六元，這確實是屬弱勢，所以政府補貼百分之四十保費（一般只補助三分之一）。補助多，不也是一種照顧嗎？在台灣，藝術家成年前可依附父母投保，成家後可依附配偶（只要有工作），年老時可依附子女，就算是孤

家寡人，五七六元繳不出嗎？台灣的藝術家有那麼慘嗎？

學術與藝術

要餐風飲露，要面對外來的鄙視及另眼看待，還有家長的阻止……，這絕不是今日台灣藝術家環境的真實情狀，鄭先生描述的大概是六、七0年代的台灣吧！筆者先後在專科、大學、研究所任教，學生在藝術界的不在少數，有專業創作者、有半專業半教學者，他們大多

還未出名，或許生活較簡單，但從未聞「生活在生存邊緣」者，反倒是，好幾位有畫廊經紀的學生，也有開展覽獲國家文藝基金會或縣、市政府基金會補助的，更有在各種比賽中屢獲獎金者（十－三十萬元不等），狀況最差的，教教才藝班的收入也可以支持創作所需。台灣

或許還不夠好，但政府已在努力改善藝術環境，藝術家所獲的待遇，比起一般社會大眾，可算是得天獨厚了。

以德國具有「藝術院」院士來對照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裡沒有藝術文學人士，鄭先生以此單一角度來證明這是「學術優於藝術的功利主義盛行」。讓我們看看別的例子，今年，「省立美術館」有七千萬的經費購藏美術品（「北美館」將有更多），國外有如此典藏費的國家恐怕不多吧？近兩年來，楊三郎、陳進、劉啟祥等前輩美術家過世，皆獲褒揚狀、覆蓋國旗、大幅報導……，「中研院」院士（已逝者），能有此殊榮者根本找不到幾個，其實，「中研院」早已有人文，但這並不能證明台灣重視人文，也不因沒有藝術組就表示台灣輕視藝術，過於「獨特」的觀點，往往看不清事件的真相。

「貴族」與「小眾」

筆者從未低估藝術「小眾」的力量，因為自己也算是其中一分子，「華山」的核心人物不過十來人，可以搞得如此轟動並獲各方支援，就可知「小眾」的能量有多大了。筆者最近僥倖與另七人獲一獎項，只因為是藝術「小眾」，才得以獨受青睞，在大眾媒體頻頻曝光，其他大眾可就沒那麼「重要」了；事實上，筆者是八人中最不值得獎賞的一位。

藝術「小眾」的確比社會「大眾」受矚目並擁有更強的力量，但我們不能因此（強與弱）來決定一切。政府當然要照顧藝術家，但也不能忘記殘障者、受虐者、失學者、貧困者，還有老人、青少年、幼童、婦女……，如果「華山」能有更全面的觀照，如果殘障者或青少年也那麼有力量，「華山」沒有理由只屬於「藝術」吧！

上個月，筆者隨美術館同仁下鄉推廣美育，到台中新社鄉的一所小學（約七、八十學生）訪問，竟然沒有任何學童去過美術館，一個離台中市不過一小時車程的學校，沒有美術教室，也沒有美勞教師，其他有關美育之圖書、教材、用具等也都嚴重缺乏，在學校附近粗鄙不堪的鐵皮屋和用完即棄的塑膠用品到處充斥，在這種環境裡的學童，難道不該有豐富的美育資源嗎？

比起這些小學生，那些藝術「小眾」的確像是貴族，即使在台北市，比起一般市民「大眾」，藝術家也的確獨特；民眾可以親近的傳統藝術、民間工藝、裝飾美術、欣賞教育……，市政府可曾一再獎勵、扶持，推動？我們廣大的金字塔底層的社會「大眾」如果得不到藝術資源，政府再怎麼扶持藝術「小眾」也是枉然，因為，藝術教育普及的社會，才可能孕育出無數的大師。

民間與官方

由於站在「大眾」的立場，所以反對「華山」如此輕易地就給盤據，筆者希望以更為開闊的角度來看「華山」，那麼，社會環境應該是藝術環境的基礎，而社會大眾也該是藝術小眾的後盾，台灣真與德國相比，不足的應該是底層的、基本面的條件太差，而非只是藝術家

的照顧不夠好，德國一般學童所具有的基本涵養，尋常社區所擁有的公共藝術，日常生活所接觸的藝術訊息……，這些才是我們的藝術環境所急於要補強的。

在去年的文章中，筆者已指出「在整個『華山』事件中，最值得肯定的還是藝術家，他們敢於爭取台灣原屬官方的權利，並且成功地為當代藝術奪得了一塊沃土」，台灣的藝術菁英的確不同凡響，但其他領域的文化菁英似乎太沈默了，當然，那些更需要照顧的族群恐怕連發言的機會都沒有。「華山」事件，讓筆者看到台灣文化與藝術發展的失衡，看到藝術環境與社會環境的失連。

一個美術館長如果只看到藝術菁英而沒有看到社會大眾，那是鄙視社會，鄭先生認為筆者「鄙夷藝術家…甚至杞憂台北市的都市計劃中藝術區的比例會太密集；美術館長的智慧究竟跑到那裡去了？」以筆者對台灣美術生態的了解，對「華山」發展狀況的認知，以及對藝術家的肯定，絕無「鄙夷」之事實，而筆者在原文中認為台北市的藝術空間「絕不算少」，也是站在全台灣及全民眾的角度來思考，鄭先生硬改為「太密集」，絕非筆者原意。

「台灣有特權的藝術家，是那些和官方互動關係良好者，特別是從專制體制一路春風得意過來的長期評審」，鄭先生和台灣藝術界的「絕緣」實令筆者困惑，解嚴後崛起多少後起之秀，他們靠的是民間的力量而非官方體制，從德國看台灣，使鄭先生和筆者之間有視距差

異的問題，所得答案當然不同。

其實，兩個不同世界的人，所知道的台灣社會、看到的藝術生態及所理解的「華山」真相，都沒有任何共通的基礎，應該沒有再說下去的必要了。

（原文發表於《當代》，12期，1998年6月，頁138-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