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倪再沁
最近很熱門的暢銷書《正義，一場思辨之旅》（Michael .J.Sandel著），值得文化人思索。自視為菁英、小眾，高揚純粹、創作為核心價值就是對的嗎？過去台灣電影也有這樣的趨向，導致了國片的蕭條沒落。最近幾年，從〈海角七號〉、〈艋舺〉、〈翻滾吧！阿信〉到〈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等國片走向大眾化、商業化，讓觀眾回流，票房亮麗，國片才有起飛的可能，像〈賽德克‧巴萊〉的巨製也才可能陸續產出。
因「夢想家」而導致的文化運動中充斥著諸多情緒與矛盾，漢寶德已經點出「他們既希望得到政府的經濟支持，又不希望以政策主導分配。……他們的宣言中，顯然不贊成文化創意產業的政策，可是又主張政府健全文化產業結構，改善文化產業發展環境。他們似乎把藝文產品當成文化產業，把藝文工作者當成文化生產者。從文化經濟的角度看，藝文產品當然可以視為產業，但大家不要忘了，談產業就要談產值，……藝文界真的主張把藝術家視為「文化生產者」嗎？使我略感不安的，是這份聲明顯然就是以藝文界的利益與觀點發言。藝文界當然有這種權利表達自己的立場，但是他們也知道文化是全體人民的公器，政府的文化政策應該以服務全民為目的，不只是為了培養「文化生產者」。藝文界以自己為本位，常常以為文化就是藝文，文化發展就是培植藝文人士。這當然是文化政策的重要任務，但如果認為政府的文化工作就是為藝文界整備環境，那就未免本末倒置了。1」
漢寶德提出的「矛盾」，不僅無人願意回應，還將之列為「第二篇支持夢想家的文章」（我的文章被列為第一篇），我不斷強調，「夢想家」可以檢討批評，但反對台北文化菁英的非理性情緒化的集體動員，硬要說成支持「夢想家」或者「護駕」不免太過粗糙化約，而漢寶德如此清晰的文化分析也被打成「支持夢想家」則令人難以置信。我想，所有的理性對話幾乎不可能了，大家不願意去面對、承認自身的矛盾。矛盾並不可恥，事實上，「矛盾」是歷史發展的動力，掌握矛盾、解決矛盾，社會才能往前。
由於正義凜然，某些台北文化菁英以訴諸「民意」的方式。先在網路上蒐集了文化議題，好似全體文化人一般具代表性的提問三黨總統候選人2，他們的問題大致圍繞在：
一、國家發展思維不該是經濟發展大於一切，經濟部、經建會是強勢部門，而文化部門不該被弱化，要求候選人站在文化深耕的價值立場。
這個提問很好，經濟的確不該大於文化，可是沒有經濟的支持也難有文化的開展，這兩者應該是不分強弱，相輔相成。另則是「文化深耕」的內涵是什麼？如果站在全民的角度，「文化生根」也許更應該被重視。尤其當許多國家及全球各地已將文化產業轉成經濟活動的核心時，文化產業早就不再被視為是經濟活動的次級品時，我們的文化人卻拼命痛罵文化產業所導致的「市場化」、「商業化」。文化產業的變遷與延續、權力與創意之間可以相互提升，各個領域（經濟與文化）可以相互協助與對話，這是重要的趨勢，我們怎能還停留在各自分工、畫地自限的思維中？
二、不斷強調在聯合國國際貿易發展會議裡，以四層的同心圓來呈現創意產業的概念，同心圓的最核心就是純藝術創作者，反對不能重視外圍第三層、第四層為商品服務的創意和延伸性的產品，認為原創核心才是最該被重視的部分。
純藝術創作者是同心圓的核心，此為多元文化論述體系中的一種觀點而已。這個提問是擴散式思考所致，如果我們能以立體的、互動的、互為連結的方式來探索，則核心有時可借外圍之力，甚至核心外圍本無分別是一體的，文創思維的取徑要以全觀（holistic)方式，經濟與政治，社會及文化的統合式思考，文化產業的產製與消費、創作者與環境皆相互影響與建構，不要老停留在政治經濟與文化研究的對立迷思中，過渡強調彼此的衝突就是陷入狹隘的方法論中。這就好像質性和量化研究時常可見量變導致了質變一樣。幾年前我帶學生在東京的博物館巧遇手塚治虫的個展，這個棄醫（醫學博士）而漫畫的怪咖究竟是第幾層的？如果在台灣，這個非純藝術創作者會被排除在核心之外，那麼，這可就真是台灣的可悲了。
三、對於文化專業經營的公共文化空間，以ROT模式交由商人經營，這使得應做為培植在地文化、藝術的公共場域成為以餐廳、商店、嘉年華活動為主的所謂文創園區。卻讓當初爭取這些公共文化空間的藝文團體，因付不起文創園區的昂貴租金而被全面地排除在外。華山文創園區如此、花蓮酒廠如此、而台中、嘉義、台南的一些國有基地也將比照辦理，認為這是一種本末倒置、短視的文化政策？
關於「華山」，以前文建會想要把「華山」改造為「新台灣藝文之星」園區的構想曝光後，當代藝術界一樣展開集結、串聯、抵制的行動。當時我寫了《關於華山的再省思》以及《台灣藝文環境改造的反思》，記載了華山的轉折，此刻，所有的問題幾乎和當時是一樣的，依然是受限於文化菁英的意識侷限及終極價值，讓文建會飽受批判，即使有理也說不清。（請參閱本人部落格中兩篇文章3）
北京的798園區也是藝術家開創出來的，也因付不起昂貴租金而撤退至「草場地」或更外圍地區，他們並沒有因此而喪失了創作能力，紐約的SOHO又何嘗不是如此？還有，如果「華山」現在是台北市民最愛的散步、休閒、餐飲及欣賞大眾化展演的場所，這種「文化」我們是不是也應該尊重？至於其他地區是否比照辦理？就我所知，台中酒場、20號倉庫並未如此，都還在文建會的控管中。
四、關於藝術創作者的生存問題。要求參考德國從事藝術創作的專業人士及退休工作等相關權益。建立藝術創作之專業工作身份和職業條件機制，文化部要如何繼續協助？並進一步針對藝術創作者的特殊性、工作型態、工作所需的排演場、展場、工作室、智慧財產權保護、稅務等工作相關權益進行應有的配套措施呢？
關於藝術創作者的權益問題，十幾年前我在「當代」雜誌曾發表過我的觀點（請參閱本人部落格中〈華山藝文特（權）區的省思〉及〈藝術環境與社會環境兩篇文章〉4），如果搞文史哲的，搞表演後製的也都要求政府協助，不知政府將如何善後？這裡頭的荒謬是藝術創作者要「自主權」，又要政府給予「保險」、「退休」等協助，倘若藝術如同職業，又何必反對藝術市場化、產業化呢？如同《正義》一書中所述之「兩難」，古典正義要福祉（政府應有做為），現代正義要自由（政府不能介入），如今台灣的當代藝術創作者竟兩者都要，凸顯了他們多麼的與眾不同，如果台灣可以如此，應該會是Sandel哈佛課堂上被標舉的特例吧！
五、台灣到處都是文物館、文化中心、文創園區，但是氾濫的空間治理，卻稀釋專業了藝文空間產生的可能。相對之下，過去十年視覺藝術界並沒有新的美術館或專業館舍的設立，反倒是表演藝術界起碼有七個大型展演場地陸續建設當中。但整體而言，藝文界更需要的是能夠累積專業性、學術性、實驗性及國際交流的中、小型展演空間。應該檢討大型場館都交由財團統包的政策？未來政府是否有規劃任何中、小型專業藝文展演館舍的計畫？此外，許多民間藝文展演空間都面臨不合時宜的法規制肘，有關單位是否可以積極修法或是進行獎勵的政策，以改善民間團體經營藝文空間的艱困處境？遍布全國的蚊子館，是否可以比照英、法等國，挪出部分空間供藝文工作者使用？
過去十年內，至少有蘭陽博物館、彰化藝術館、屏東美術館的成立，還有新北市美術館正籌建中。藝文空間並沒有被稀釋，幾個公立大美術館、表演廳、博物館已「都交由財團統包」了嗎？至於蚊子館和閒置小學一樣，向各縣市政府提出申請附上使用規劃和管理法則……，權利要自己去爭取，能替地方政府善用閒置空間，一定會受到歡迎。問題是，遠離都會區，還有一大堆配套措施要執行，誰去？另則是大家拼命反對花蓮蓋劇場，花蓮人怎麼看待？好山好水好無聊，花蓮不是台北的後花園（亞馬遜森林也不是美國的肺）。台北人應先傾聽花蓮人的聲音，尊重在地人的意見。
六、近幾年在中國大陸市場磁吸效應下，導致台灣工商領域經營管理人才大量西進、流失，影響整體經濟發展，如今這也蔓延到整體台灣的藝文圈，在長期缺乏政府資源提供與培養下，藝文人才總在自生自滅的邊緣中尋找生機，或者就轉向別的領域發展，相對於許多國家，我們看不到台灣政府在培養人才上的政策，這關乎到一個國家文化的主體性與永續發展，是必須納入到國安層級上的思考；而今加上對岸藝術環境的開放，有更多的藝文人才選擇離開台灣，文化外交不能總是由官方來主導，不能變相成為粗糙的國家宣傳與文化輸出，所以先進國家都會設置第三部門，由國家固定預算出資，由藝文專業人士負責經營。此外，批判文建會的年度預算裡有一半拿去做硬體建設，稀釋了可以厚植軟體的資源，認為這些興建中的大型館所，有的也很可能像核四廠一樣，可能蓋完才會形成更大的災難。認定花蓮蓋30億的旋轉劇場，就是以利益輸送為主軸的開發案。
人才流失不只是藝文領域，已有學生捨台大就北大了，全球市場在哪？資金、人才就往哪走，所以文化產業很重要呀！找出我們可以輸出的文化是什麼？而非責成國家出資「由藝文專業人士負責經營」這麼簡單！
很難明白，硬體和軟體何以如此對立？以前蓋文化中心時也有人批評哪有那麼多的展演，現況則是終年滿檔。這些興建中的大型館所怎麼會像核四，蓋完可能形成更大的災難，這是怎麼推論的？台灣的文化硬體真的很落後，問專業資深劇場人就知道，怎麼可以用「利益輸送」的大帽子先扣下，而不去思考如何提升台灣的展演硬體、設備、技術的能力？
未來最大的硬體「錢坑」可能就是故宮南院，這個將在嘉義鄉下建起的超級博物館是怎麼形成的？是選舉政策「買票」下的產物，園區開發、硬體建設、展場設施、文物徵集、維護、研究人員、養護工作……這絕對是幾百億的耗費。問題是，綠色、藍色都要選票，阿扁開了支票，馬英九買單，將來不管誰選上總統，絕對無人能抗擋。你會在法國鄉下的羅浮宮還是去巴黎的本館？這個未來大蚊子館誰該負責？絕不是小小的文建會，是大政客和小人民造成的，而台北的文化菁英砲火四射，對這個最大最鮮明的硬體（屬視覺藝術），何不給予重重的一擊？
社會選擇的優先順序，是結構性的問題（不是個人的問題），是社會選擇的結果。這些文化菁英的提問過於自我、片面、缺乏全盤思考。固然歷史的前進不是直線進行，總是會進一步退三步，不斷回反或者倒退，但我相信，社會依舊會前進，只是無比的緩慢。如果總是單向的線性思維，只會造成情緒掛帥、看不見過去也不知道未來。文化人之所以不同於政客，是我們可以自省，可以進行理性辯證，學習在不斷的對話中向前邁進並取得共識，而非一定要扳倒對方，要伸張「正義」。
聖嚴法師曾說過「是非要溫柔」，如果看完《正義》一書中的例證就能明白，正義從來不曾存在（因立場不同），包容與尊重比正義更為重要，對台灣文化藝術的發展而言，亦復如是。
1參閱漢寶德，〈夢想家危機 文化發展轉機〉，中國時報時論廣場，2011，11，25。
2現場由文化評論者張鐵志主持，由各領域文化人士擔任提問人：曾道雄（音樂家）、 王小棣（電視暨電影導演）、郭力昕（文化評論者）、林正盛（電影導演）、陳界仁（藝術家）、湯皇珍（臺北市創作者職業工會代表）、 鄭有傑（電視暨電影導演）、魏玓（交通大學傳播系副教授）、 胡永芬（獨立策展人）、徐文瑞（獨立策展人）、鴻鴻（詩人）、姚瑞中（台北當代藝術中心理事長）、胡朝聖（視覺藝術協會理事長）。
3http://nitsaichin.blogspot.com/
4http://nitsaichin.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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