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終結與開啟？（四）微權民主的實相
文/倪再沁
加入了臉書，對我這個連手機都很少用的人來說的確很不尋常，因為茉莉花事件，因為藝術作品「Taiwan Reset」，使我進入了時髦又具革命潛能的臉書世界。在此中，開啟了我嶄新的視野與反思，但也讓我看到集群行為下的情緒莽動和岌岌可危的社會「正義」。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提到，真實社會中沒有真正的正義，我們能做的只有減少不正義的發生。批評〈夢想家〉可以，但搞成〈我們一家都是人渣〉活動就過了頭，太多興奮和狂熱，只看到一面倒的撻伐，這種好似自發性、無組織性、不可預期性，其實隱藏著某種可怕的集體催眠與集體施暴的可能。而這正是基於網絡的媒介在信息最初公布時具有信息來源上的單向性和跨空間性，因此極易形成情感認同式的共同行為。
臉書的賦權性具有公共性的特徵，他的好處是讓社會熱衷的議題可以共享知識性，但是卻很容易聚焦於弱勢群體或者“弱者”，從而獲得極大的社會同情與煽動。這種同情很容易倒退到某種「草根性同情」，那是解嚴初期的社會運動性格，原先我以為人們對事件的看法和評論會趨於客觀、公允、理性。帶來了權力扁平化與權力分散化，並且瓦解了等級制度，從而使討論趨於客觀性，從而形成共識性認知。但是，以今年最流行的字眼「讚」字，我不得不擔憂，臉書或網路文化所帶來的反而是一個更不負責任的情緒出口。
大多數臉族人按了「讚」便跑了，使有心人士可以藉事實的選擇性利用來煽動相關族群。這種權宜性表達機制在夢想家事件中體現非常明顯，支持夢想家或反對的都各自尋求證據，來表達自己立場和駁斥對方觀點。知識份子做為社會的基礎良心，要節制與自省，否則這樣的微權民主不是民主，不僅無法到達公眾理性的對話可能，還會造成民主的倒退。雖說民主不等於公共理性，但需要公共理性做為支撐。何謂理性？何謂民主？康德的「理性」就是預設人是有理性能力的。傾聽、訴說都是理性，而且都是正在進行式（ing）的過程。
理性討論是一個動詞，正在不斷進行中。而民主蘊含兩種面向，一個是制度層面的形式條文修正，一個是主體權力的彰顯，唯有透過公共理性才可以不斷修正規則，可以喚醒主體意識的權力，發展成一種能力。我仍然肯定此次反對〈夢想家〉的文化菁英促成總統候選人公開發表文化政見，還有政府與民眾對話平台擴大之實現，強烈的社群意識是正義社會所必備的。
賢能的政府和良善的公民都應該具有關懷社群、奉獻公共事務的精神，說來容易。事實上，公共議題（Public issue）的導引我們都還在學習的階段，所以往往會導致變形扭曲，甚至帶來負面示範，但我依然期望大家可以學會在公共討論中，強化相互尊重，一起邁向寬容、思辨共善的理性社會。
也許我論〈夢想家〉也不夠心平氣和，以致招來無數的攻擊，說我護駕、假清高、殖民者、作品爛、人格低劣，還有許多匪夷所思的惡行……，槍林彈雨走來，這種打擊我經歷過，已視之為「忍辱」的鍛鍊。太多人看不清楚，我不是在支持〈夢想家〉，而是反對非理性的文化動員，戲不好看和只演兩天≠浪費和貪污≠共犯結構和馬友友們。其實我在文章中已經說清楚了，但預設立場的人看不到重點（如果加演半個月，多支出幾百萬人事、維護費用就OK嗎？）我們很習慣這種「等於」的兩極思維，所以要摧毀異己很容易。
很遺憾，很多比較理性的溝通是在「收件匣」中出現（大家怕在塗鴉牆中現身免得被貼標籤），尤其是美術界的朋友的確有所不平，我花了很多時間去解釋何以國際交流項目沒有視覺藝術？因為雲門、明華園、優劇場等並沒有代行機關而我們有美術館，我曾經評審過，參與過的「國際交流」太多了，也許不在此項目下而是放在國際藝術村、紐約文化中心或公立美術館代辦……，我也詳細解釋表演藝術的硬體建設是合理且必要的……（前文已談，不再贅述）。
一般人不會相信自己有「盲點」，在唯識論中，列在最高階的「無明」就是無法察覺的心智，其後是「行」，再來是「識」，然後推衍到「有」和「生」、「死」，站在現下的情狀來看，意識型態就在無明與行之間，然後才生出意志和是非善惡，換句話說，因為意識型態所致才會堅持立場，進而決定是與非，因此，那個「無明」的意識型態才是禍首。自從台灣民主自由萌發以來，大家都習慣堅持立場，再加上這些年來意識型態毒素深植人心，所以很容易就生起「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思維，在有色眼鏡的掃視下，已經沒有多少人願意仔細觀察，也沒多少人可以清清楚楚論事，就連文化議論都粗糙而化約，這是台灣文化的可悲！
六年多前文建會規劃的華山〈藝文之星〉，同樣被台北文化圈K的滿頭包，媒體上的批判多矣，連署的人數也多的驚人。由於我對眾口鑠金的事物持懷疑精神，特地找了計畫書來看，之後連寫了兩篇文章（同樣是反台北文化主流論述），登在雜誌上（當時無臉書，請參閱藝術家雜誌355、357期）及我的部落格，結果當然也被人臭罵，特別是藍色文化人罵我護綠不遺餘力，如今情況卻完全相反，綠色文化人罵我護藍。
論文化，不能在乎什麼顏色執政，也不能在乎自己的位置。1998年我在媒體發表〈挽回名畫的流失〉，痛斥省屬機關任由台灣前輩美術家作品散佚而流入市場，因為不忍這種事一再發生才寫文章直接向上級嗆（最後展開調查，尋回百餘幅價值難以估計的美術作品)！國美館成立後，林澄枝主委視察時公開表示，倪館長的文章常令文建會很尷尬。以「公共藝術」為例，我總是最不遺餘力撰文的批判者。後來公共藝術法案的修訂，據主其事者表示，倪再沁一直批判呀！
寫文章時我很少考慮外在因素，尤其是色彩、位階、親疏……，因此得罪太多人。像〈夢想家〉這種事我不應該會關心，論者說這是「雙方」對陣以來某方最有力的一篇文章，如果真有所謂「雙方」，我根本不會涉入。但是，對文化霸權的反思和理性溝通的期待，才是我真正動筆的原因。
我關心的是國家的財政（日益惡化），政府的組織再造（急需瘦身）、國家總預算（嚴重失衡）……我不敢說自己有高度，但至少對國家社會懷抱著廣度與熱情，如果有興趣可以到我的部落格看我的「治國週記」。我的聲音雖然微弱，無助於國計民生，但這裡頭有善意，有理想，也有包容，如何把這樣的理念傳播出去，才是我念茲在茲的大事。
文/倪再沁
加入了臉書，對我這個連手機都很少用的人來說的確很不尋常，因為茉莉花事件，因為藝術作品「Taiwan Reset」，使我進入了時髦又具革命潛能的臉書世界。在此中，開啟了我嶄新的視野與反思，但也讓我看到集群行為下的情緒莽動和岌岌可危的社會「正義」。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提到，真實社會中沒有真正的正義，我們能做的只有減少不正義的發生。批評〈夢想家〉可以，但搞成〈我們一家都是人渣〉活動就過了頭，太多興奮和狂熱，只看到一面倒的撻伐，這種好似自發性、無組織性、不可預期性，其實隱藏著某種可怕的集體催眠與集體施暴的可能。而這正是基於網絡的媒介在信息最初公布時具有信息來源上的單向性和跨空間性，因此極易形成情感認同式的共同行為。
臉書的賦權性具有公共性的特徵，他的好處是讓社會熱衷的議題可以共享知識性，但是卻很容易聚焦於弱勢群體或者“弱者”，從而獲得極大的社會同情與煽動。這種同情很容易倒退到某種「草根性同情」，那是解嚴初期的社會運動性格，原先我以為人們對事件的看法和評論會趨於客觀、公允、理性。帶來了權力扁平化與權力分散化，並且瓦解了等級制度，從而使討論趨於客觀性，從而形成共識性認知。但是，以今年最流行的字眼「讚」字，我不得不擔憂，臉書或網路文化所帶來的反而是一個更不負責任的情緒出口。
大多數臉族人按了「讚」便跑了，使有心人士可以藉事實的選擇性利用來煽動相關族群。這種權宜性表達機制在夢想家事件中體現非常明顯，支持夢想家或反對的都各自尋求證據，來表達自己立場和駁斥對方觀點。知識份子做為社會的基礎良心，要節制與自省，否則這樣的微權民主不是民主，不僅無法到達公眾理性的對話可能，還會造成民主的倒退。雖說民主不等於公共理性，但需要公共理性做為支撐。何謂理性？何謂民主？康德的「理性」就是預設人是有理性能力的。傾聽、訴說都是理性，而且都是正在進行式（ing）的過程。
理性討論是一個動詞，正在不斷進行中。而民主蘊含兩種面向，一個是制度層面的形式條文修正，一個是主體權力的彰顯，唯有透過公共理性才可以不斷修正規則，可以喚醒主體意識的權力，發展成一種能力。我仍然肯定此次反對〈夢想家〉的文化菁英促成總統候選人公開發表文化政見，還有政府與民眾對話平台擴大之實現，強烈的社群意識是正義社會所必備的。
賢能的政府和良善的公民都應該具有關懷社群、奉獻公共事務的精神，說來容易。事實上，公共議題（Public issue）的導引我們都還在學習的階段，所以往往會導致變形扭曲，甚至帶來負面示範，但我依然期望大家可以學會在公共討論中，強化相互尊重，一起邁向寬容、思辨共善的理性社會。
也許我論〈夢想家〉也不夠心平氣和，以致招來無數的攻擊，說我護駕、假清高、殖民者、作品爛、人格低劣，還有許多匪夷所思的惡行……，槍林彈雨走來，這種打擊我經歷過，已視之為「忍辱」的鍛鍊。太多人看不清楚，我不是在支持〈夢想家〉，而是反對非理性的文化動員，戲不好看和只演兩天≠浪費和貪污≠共犯結構和馬友友們。其實我在文章中已經說清楚了，但預設立場的人看不到重點（如果加演半個月，多支出幾百萬人事、維護費用就OK嗎？）我們很習慣這種「等於」的兩極思維，所以要摧毀異己很容易。
很遺憾，很多比較理性的溝通是在「收件匣」中出現（大家怕在塗鴉牆中現身免得被貼標籤），尤其是美術界的朋友的確有所不平，我花了很多時間去解釋何以國際交流項目沒有視覺藝術？因為雲門、明華園、優劇場等並沒有代行機關而我們有美術館，我曾經評審過，參與過的「國際交流」太多了，也許不在此項目下而是放在國際藝術村、紐約文化中心或公立美術館代辦……，我也詳細解釋表演藝術的硬體建設是合理且必要的……（前文已談，不再贅述）。
一般人不會相信自己有「盲點」，在唯識論中，列在最高階的「無明」就是無法察覺的心智，其後是「行」，再來是「識」，然後推衍到「有」和「生」、「死」，站在現下的情狀來看，意識型態就在無明與行之間，然後才生出意志和是非善惡，換句話說，因為意識型態所致才會堅持立場，進而決定是與非，因此，那個「無明」的意識型態才是禍首。自從台灣民主自由萌發以來，大家都習慣堅持立場，再加上這些年來意識型態毒素深植人心，所以很容易就生起「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思維，在有色眼鏡的掃視下，已經沒有多少人願意仔細觀察，也沒多少人可以清清楚楚論事，就連文化議論都粗糙而化約，這是台灣文化的可悲！
六年多前文建會規劃的華山〈藝文之星〉，同樣被台北文化圈K的滿頭包，媒體上的批判多矣，連署的人數也多的驚人。由於我對眾口鑠金的事物持懷疑精神，特地找了計畫書來看，之後連寫了兩篇文章（同樣是反台北文化主流論述），登在雜誌上（當時無臉書，請參閱藝術家雜誌355、357期）及我的部落格，結果當然也被人臭罵，特別是藍色文化人罵我護綠不遺餘力，如今情況卻完全相反，綠色文化人罵我護藍。
論文化，不能在乎什麼顏色執政，也不能在乎自己的位置。1998年我在媒體發表〈挽回名畫的流失〉，痛斥省屬機關任由台灣前輩美術家作品散佚而流入市場，因為不忍這種事一再發生才寫文章直接向上級嗆（最後展開調查，尋回百餘幅價值難以估計的美術作品)！國美館成立後，林澄枝主委視察時公開表示，倪館長的文章常令文建會很尷尬。以「公共藝術」為例，我總是最不遺餘力撰文的批判者。後來公共藝術法案的修訂，據主其事者表示，倪再沁一直批判呀！
寫文章時我很少考慮外在因素，尤其是色彩、位階、親疏……，因此得罪太多人。像〈夢想家〉這種事我不應該會關心，論者說這是「雙方」對陣以來某方最有力的一篇文章，如果真有所謂「雙方」，我根本不會涉入。但是，對文化霸權的反思和理性溝通的期待，才是我真正動筆的原因。
我關心的是國家的財政（日益惡化），政府的組織再造（急需瘦身）、國家總預算（嚴重失衡）……我不敢說自己有高度，但至少對國家社會懷抱著廣度與熱情，如果有興趣可以到我的部落格看我的「治國週記」。我的聲音雖然微弱，無助於國計民生，但這裡頭有善意，有理想，也有包容，如何把這樣的理念傳播出去，才是我念茲在茲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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